“中国书店”的奠基人丨善德企业中国行

编辑:车前

作为我国第一家国有的古旧书店,在北京提起中国书店,既使你不喜欢古籍也必有耳闻。可你知道这所书店的前身是什么?其奠基人又是谁吗?

虽说中国书店始建于公私合营,是整合了京城许多经营古旧书刊、古籍善本之店铺的重生体,但回顾其历史,“来薰阁”无疑是中国书店的主要前身(至今,在中国书店的门匾上方,仍旧悬挂着“来薰阁”之旧额),而来薰阁主人,被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长徐雁誉为“一代坊贾”和“琉璃厂旧书业史上的一个传奇”的陈济川无疑是中国书店的主要奠基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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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是“来薰阁”的再造者

陈济川(1902—1968)名陈杭,字济川,河北南宫县人。清咸丰年间,他的祖上在北京琉璃厂开设了以经营古琴为主的“来薰阁琴室”,至民国初年(1912年),陈济川的叔父接管时,因为时逢乱世,雅仕归林,生意惨怛,改为经营古旧书籍,并更名为“来薰阁琴书处”,不过此后的来薰阁生意依旧不见起色。到了民国十四年(1925年),为了让来薰阁这块传承了近百年的牌子重获新生,陈济川的叔父找到了正在北京隆福寺文奎堂旧书店做学徒的陈济川,提出让其来店内协助经营;此时的陈济川学徒早满,虽有一腔抱负却苦于无用武之处,因此叔侄俩一拍即合,经过一年左右的接触,叔父决定把来薰阁全部交由陈杭经营,自已则回南宫老家,乐得养老。

南宫是明清“冀州商帮”的重要发源地之一,商人以“农商并举”“情深义重”闻世,“以农民种地般的春敬秋畏之心来做生意,凡事能吃苦,守根本,信结果,讲道义,以扶持众物,而使自身育发”是冀商的天然基因,陈济川家族世代经商,甚知此中奥妙。在接管来薰阁后,因为陈济川业务水平甚高,尤其精通明清戏曲、小说版本目录的源流考学,再加之他本身为人正直厚道、不计小利,脑袋也确实比常人的大些,所以得了个 “陈大头”的雅号,为来薰阁积淀了深厚的无形资本。所以,随着鲁迅、胡适、老舍、魏建功、傅惜华、赵万里、吴晓铃、青木正儿、吉川幸次郎等一批中外学者均成为了来薰阁的常客,他的旧书生意也日渐红火。

从1925年接收来薰阁到1949年,陈济川不但把来薰阁做成了北京最大的古籍书店,当选成为北平书业同业公会会长,还把分店开到了天津、上海、杭州、台北,更四次东渡日本,在销售中国传统典籍的同时收购流存海外的古本旧书,开创了中国旧书海外经营的先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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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是“中国书店”的副经理

解放以后,陈济川应邀参加了在中南海举行的全国知名人士座谈会,被选为全国出版会议代表。1950年底北京筹组第一家公私合营的出版社——新大众出版社,成立资金为旧人民币两亿元,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。为了响应号召,陈济川带头以来薰阁的名义,一个人就出资2000万元,后又向其他40家书店集资4000万元,才促成了新大众出版社的成立,而他也当之无愧地成为了新大众出版社经理。此后,在他策划下,新大众出版社出版了杂志《说说唱唱》,即今日《北京文学》前身。

1956年国家实行公私合营,旧书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,陈济川对此是举起双手热烈欢迎,因此他率先将自己的来薰阁交给了国家。这时,他的来薰阁北京、上海两店公私合营后核资定产,各为5万元,居旧书业之首。也正因如此,公私合营后,他被任命成为北京市中国书店副经理(负责书店除人事行政以外的所有经营业务)。

从1956年到1966年,作为中国书店的实际经营者,陈济川一心扑到了拯救古籍的事业上,他一是培养新人、选派有经验有魄力、精通古旧书刊业务的骨干人员出外开拓,成功使中国书店开到了广州、兰州筹地;二是对历代典籍、书刊进行了卓有成效地发掘和抢救。因为工作成绩出色,他曾数次被邀去中南海怀仁堂,并与毛主席合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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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是“求利而并非唯利是求”的商人

作为“书林英豪”,陈济川虽是商人,但他身上流露出更多的是侠气。比如:

(一)

陈济川个子高,头大,人爽朗,大嗓门,爱说爱笑,因而得了个外号“陈大头”。表面上,陈济川一天大大咧咧、忙忙叨叨、风风火火,见了人,不管是谁,总要打招呼,但说不了几句又忙着走了,都以为他是个粗线条的人。其实他心里很细,是非分明,好多事情,他不言不语安排得熨熨帖帖,做得有情有理。有一次,来薰阁的店员老家来人探望,在宴请店员和来人的酒桌上,他隐约感到店员的老家好像出了事;经过事后探听,他了解到店员家人生了重病,借了高利贷,已到了不还就烧房子的地步。虽然那个店员自始至终都没有向他提要求,虽然这时他因为投资购书已经没有多少资金,但他还是东拼西凑,悄悄派人替店员还了那笔巨款。

(二)

正如《百年琉璃厂》一书所记:“在旧书商中,陈济川的民族正义感是较强的,在暗地里悄悄地做了一些对抗日有利的事。他除了在上海想方设法帮助掩护进步的文艺人士外,还通过谢国桢教授的关系,把一批敌伪禁运的图书偷偷运送到解放区。虽然数量不算大,但等于渴中送水,一定程度缓解了解放区缺乏图书的困难。”抗战爆发后,有抗日言行又发表过大量爱国抗日作品的郑振铎先生,在上海沦陷区遭到日本侵略者的通缉搜捕,处境十分危险。陈济川毅然决定让郑振铎隐藏在来薰阁上海分店的库房内很长时间。其间,郑先生还以来薰阁为聚会点,联络进步文化人士经常秘密聚会。1942年来薰阁上海分店收进一部《太音大全集》两册,明正德、嘉靖年间刻本,附有精美插图百余幅,还有历代名家题跋。郑闻讯大喜,奈何囊中萧索,力不从心,陈济川见此,不但以低于收购价的价格把书卖给了郑振铎,还决定为其集相关古籍,耐心留存,并平价将古籍卖给郑振铎。作为书商,陈济川不抬价居奇的行为,郑振铎后来曾不止一次提起。

(三)

因为真心喜爱古籍,所以在陈济川的主张下,来薰阁以收售学术价值较高的古本秘籍,远近闻名,登门求书者络绎不绝。当时的来薰阁,不但在古旧书籍的收售生意上,如鱼得水,得心应手,还特别留意影印一些学术价值较高的古本。遇有珍本孤本,即便其属于海外私人藏书,无法收购至店中,亦必设法影印数部发售,藉以嘉惠学林,以广流传。此中苦心,陈济川的好友,日本文献学家在他的《中华民国书林一瞥补正》中曾感慨说:“来薰阁陈氏(陈济川)欲求利而并非唯利是求,他将明嘉靖中官刊黑口大字本《三国志传通俗演义》卖给文求堂,却并不知晓其实际价值,而其他贵重书籍,在与我们联系前,则先请马隅卿、王孝慈等人过目。据称天下只有两本的二十卷本《平妖传》,也以很便宜的价格卖给了隅卿。我想他是知道这书的真正价值的。当时,我常出入于隅卿处,隅卿常把从他处购得的善本给我看,令我羡慕不已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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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是一个时代的“书林”背影

陈济川曾在薰阁影印的《金本诸宫调刘知远》跋文中说:“愚居书林,日日过眼经手,一袭成规……”

作为久居“书林”的人物,陈济川虽然只活了六十六岁,但他留在“书林”逸闻趣事却很多,比如他在困难时期资助语言文字学家魏建功全家生活必需品;比如他“不计买主之有无”的去收购古籍珍本;比如他为了重印藏在日本的《新刊全相成斋孝经直解》三渡东海;比如他在辛亥革命之后,国学摧夷,旧书几成冷物的时期,毅然倾尽家资的去收购古籍善本,以存国粹;比如抗战初起时“大后方”书籍十分匮乏,他冒着被日寇查封的危险,向重庆、昆明、成都等地寄书,且分文不取……所以史学家胡厚宣能当众说:“来薰阁书店陈济川先生的这种深情厚谊,我非常感激,终身难忘。”所以语言文字学家魏建功先生临终前能对子女言:“你们以后不能忘了来薰阁书店的朋友和陈杭一家。”所以日本者吉川幸次郎能在著作中说:“陈济川,是我最想见的中国人之一。”

向大香风弹老调,以全义气沽旧书。作为商人,陈济川先生用一座来薰阁演绎了一段让后人高山仰止的动人篇章!而他,也因此化作了一个时代的“书林”背影。(图源网络)

(来源:中华善德网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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